2005年9月9日上午，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举行张纯如女士铜像揭幕仪式。这是与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有关的一项具体活动，与人权和对外宣传有着直接的关系。揭幕仪式由中国人权发展基金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林伯承主持，江苏省委宣传部、南京市委和宣传部的领导，南京社会人士和中学学生几百人参加，张纯如女士的父亲张绍进、母亲张盈盈（两位均为哈佛大学教授）和弟弟等亲属赶来参加。

张纯如是美籍华裔女作家，1968年生，1989年大学毕业，1994年她在参观一个展览时得知，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侵略军在南京屠杀了30多万中国平民和战俘，把一个金粉繁华的六朝古都变成了血火废墟、人间地狱。可是，人类历史上这最残暴的一页，竟在西方国家和世界鲜为人知。这两种情况都使张纯如感到震惊，她立志向西方和世界介绍南京大屠杀历史真相。她说："让世界知道1937年在南京发生了什么事，对我来说这才是重要的。"她为实现这一目标而奔走，多次穿行在中国、日本和美国之间，广泛搜集和发掘有关南京大屠杀的第一手史料。她顶着来自外部的种种压力和威胁，三年多时间用英文写就了《南京大屠杀：被二战遗忘的浩劫》这部著作，还原历史，记述了日军血洗南京城种种触目惊心的事实。这是第一部直接用英文、以西方的视角和方式直面南京大屠杀的著作。该书1997年在美国出版后，曾经连续两个多月被列为《纽约时报》书评的最佳畅销书；该书的出版发行，引起西方和英语世界广大读者的关注，使日本侵略军的暴行无遮拦地暴露在他们的面前，读者在震惊中对日本政府迄今掩盖和否定南京大屠杀罪行、推脱侵华战争责任的言行产生了质疑和强烈不满，起到了我们的宣传无可替代的效果。张纯如也因此书而成为公众瞩目的人物。不幸的是张纯如女士在2004年11月自杀，年仅36岁。对她的英年早逝，中国人权发展基金会在去年12月举行过追思座谈会。为了纪念她尊重历史、追求真实、维护人权、不避风险和仗义执言的精神，纪念她对中华民族和世界和平做出的贡献，中国人权发展基金会决定为她制作两座铜像，一座安放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一座安放在存放张纯如手稿的斯坦福大学。其间，中国人权发展基金会专门组织研讨会，听取雕塑艺术家们对塑像的意见，精心设计，最后由南京油画雕塑院院长王洪志先生制作完成，特选择在9月9日-60年前日本在南京签定向中国投降书的这一天举行揭幕仪式。

    我在代表中国人权发展基金会的讲话中，对张纯如女士"尊重历史、追求真实、维护人权、不避风险和仗义执言的精神"，对她"热爱人类、为中华民族和世界和平做出的贡献"，以及此书所产生的社会影响，给予了高度评价。 南京市委副书记缪和林同志讲了话。张纯如的父亲张绍进先生在讲话中深情地回忆说，他的女儿立志要写这本书，是出于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讨回公道"，是出于以史为鉴、警示人们珍惜和热爱和平，"不要让后人埋怨我们这一代人没有尽到责任。"张纯如的母亲把女儿该书的部分手稿和遗物赠送给了纪念馆。

    媒体广泛报道了这一活动，从不同的视角作了评述。面对张纯如女士铜像那坚定而又对未来充满希望的形象，我在想，她"为被军屠杀的南京同胞伸张了正义，实现了自己的宿愿；她今天站在了她曾经为之奋斗呐喊的南京这块热土上，融进了中华民族的怀抱，她会感到欣慰的！"

    我在想，在今天多媒体的对外宣传中，书刊的作用不仅不可代替，也不可低估。关键是选好题材，选好方式，选好视角，也要选好作者。爱泼斯坦说过，一本好的书，横向影响一大片，纵向影响几代人，甚至几千年。他说，（上世纪）50年代，有一位外国人写过一本歪曲西藏的书，一直成为外国人了解西藏的指南。我知道，上世纪 90年代，英国出版了一本写中国"文革"的书-《鸿》，竟成了英国人来中国访问的"必读书"。我们应该反其意而思之，如何策划写作几本从正面介绍中国的书，便于外国人阅读和馆藏。过去为此曾作过努力，但未能如愿，还应该继续探索。

    同时我在想，西方世界对二战期间德国法西斯的暴行了如指掌、记忆犹新、深恶痛绝，保持高度警惕，而对日本侵略者对人类犯下的暴行，对中国和亚洲的抗日战争，却知之甚少，致使今天仍不认罪的日本政府在西方保持着不错的形象，使日本在不久前的"争常"中才如此活跃，也助长了日本右翼势力的气焰。冷静思考，这种不正常现实的存在，其中是否有我们在这个问题的对外宣传中存在的缺失？我们过去围绕日本对侵华战争认罪态度的争论，对日本侵略者所犯下的野蛮罪行，对中国在抗日战争中所做出的巨大牺牲和贡献，注重了对国内的宣传，注重了对日本的宣传，但没有重视对其他国家、尤其是对西方世界的宣传，没有把它真正当作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一部分而展示于世界，致使国际社会误认为中日历史之争只是两国之间的是非之争，存有与已无关的心态，甚至产生误解，认为中国在"揪住历史问题不放"，对日"提出了过高的要求"；致使日本政府没有感觉到国际环境的压力，促使自己认真反省，右翼势力猖獗。目前中日关系的紧张因素，既存在于历史之中，又存在于现实之中，历史与现实相互关联，首要的是日本能够正视侵华历史。我国一直致力于中日关系的改善和正常化，求得友好合作、共同发展，但这是一个经过双方长期努力才能实现的目标。为此，我们应把中日历史之争的对外宣传看作长期的任务，作战略性的思考，使外宣更好地服务于我国的外交政策和国家利益。我认为，我们的外宣应该打破过去主要对国内和日本宣传的局限，把宣传的视野扩展到西方世界和国际社会、面向世界公众，立足于当今国际环境，着眼于世界和平、发展和合作，经常地如实地介绍日本侵华、在中国和亚洲犯罪的事实，介绍日本政府从投降至今对侵华问题的言行，介绍中国的抗日战争和今天的对日政策，让他们了解中日历史之争的真相。这种介绍，无须用过多的评论，我们有足够的典型事实；也无须集中形成舆论，而需要有意识地长期做下去。坚持数年，成效自见。这不仅有利于遏制日本右翼势力的抬头，有利于中日之间历史问题的解决和关系的正常化，也必然会有利于亚洲世界的和平、发展和合作。

                                                     二00五年九月十八日

                                                      编辑：裴秋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