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护史实 捍卫人权 以史为鉴 面向未来

中国人权发展基金会与对日民间索赔诉讼

中国人权发展基金会副秘书长  刘崴

 以铜为鉴，可正衣冠；以史为鉴，可知兴替；以人为鉴，可明得失。——《唐书·魏征传》

1995年8月7日，四位来自中国山西省的老年妇女向日本东京地方法院提起诉讼，就她们在二战期间，被日本占领军强征作慰安妇，受尽性摧残的血泪事实，要求日本政府谢罪并给予赔偿。这一事件在中日两国都引起复杂的情绪反应。以此发端，拉开了中国战时劳工、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细菌战和化学战受害者向日本开展索赔诉讼活动的序幕。

中国人权发展基金会密切注视这些诉讼案的发展。从1995年到2000年，在20世纪的最后五年，中国民间在日本提起索赔诉讼案一共18起，除南京大屠杀等幸存者提起的诉讼遭到败诉判决外，其余17起均未下判决。日本法院的无理判决和消极态度，对中国原告及其家属打击巨大，有人因此病倒甚至死亡。受害者和一直在向他们提供法律援助的中国律师，纷纷呼吁中国人权发展基金会给予支持，以捍卫人权为己任的基金会于是走上了中国民间对日诉讼的前台。

一、中国人权发展基金会支持民间对日索赔诉讼的两个原则

作为一个全国性的民间团体，一个非政府组织，中国人权发展基金会从1994年成立始，就一直把发展和完善中国的人权事业，增进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在人权问题上的相互理解与合作，共同推进世界人权进步事业作为宗旨。因此，基金会参与并支持中国民间对日诉讼诸案，合乎逻辑。参与诉讼有两个原则：

一是要“维护史实，捍卫人权”这是对参加对日索赔诉讼的原告而言。二是要“以史为鉴，面向未来”，这是对增进和发展中日两国人民长期友好的关系而言。

在中国，深受日本侵华战争祸害的幸存者，能在战后半个世纪向日本政府提起索赔诉讼，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这就是人权觉醒——受害者懂得了自己的权利是什么，也懂得如何通过法律来实现自己的权利主张。这一觉醒得益于中国的改革开放，也得益于世界民主进步的大趋势。而引发中国受害者此时对日本提起索赔诉讼的，不是谁或别的什么原因，恰恰是曾作为加害者的日本政府放纵和鼓励右翼势力否定侵略历史，掀起翻案黑潮的结果。包括部分政治家在内的日本右翼分子，战后特别是进入80年代，日益猖獗，公然否定南京大屠杀惨案，否定战时奴役他国劳工的事实，否定慰安妇的存在，否定在中国进行过国际法禁止的细菌战、化学战，否定在中国战区实施过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总之，一切都否定。这不啻是再次在精神方面对受害者加害。面对这种挑衅与侮辱，各国包括中国的战争受害者向日本法院提起索赔诉讼，是再正常不过的反应。中国人权发展基金会从维护史实，捍卫人权出发，援助对日索赔诉讼的原告理所当然。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这是1972年时任中国总理的周恩来先生在中日邦交正常化谈判时引用的格言。意思是说治国者应善于记取历史教训。典出中国史书《战国策·赵策》中的这句格言，自此，被视为中日友好的政治基础，确立为《中日联合声明》、《中日友好条约》和《中日联合宣言》的原则立场。但日本偏偏就有这样一批人，他们仿佛患了集体失忆症，否认有过侵略战争，篡改历史，编造历史，并重弹他们祖辈发动战争时的老调——“拯救亚洲”、“东亚共荣”……然而，历史却记述了当时日本是怎样一部制造破坏、恐怖和死亡的战争机器。以中国为例，据中国近代史研究所专事研究中国在日本侵华时期遭受损失问题的卞修跃博士统计：整个战争期间中国伤亡3500多万人，国土沦陷近2/3、直接损失达1000亿美元、间接损失更达5000亿美元之巨。如果说，这些触目惊心的数字还不能打动日本右翼分子，那么，这里还有一组数字供他们恢复记忆——1956年3月，日本厚生省根据保存完备的户籍档案，经数年分析，公布了二战期间，日本陆、海军死亡人数为2121000人。这些军人几乎都殒命于远离日本列岛之外的异国他乡，其中，死于中国大陆的就达502400人。日本发动的这场与德国法西斯缔盟的战争不是侵略性质，能是什么？

日本从明治维新起，就将教育作为立国之本。战争时期“皇国史观”的教育，使千千万万的日本人心甘情愿地渡海远征，杀向没有向日本本土派驻一个士兵、射过一颗子弹的中国、朝鲜、缅甸、泰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国。

现在，日本政府对右翼势力编撰的否定侵略、美化侵略，继续鼓吹皇国史观的新编历史教科书，竟予以审定通过，这等于宣示了官方的立场、官方的历史观。他们要向年轻的一代灌输什么，不是昭然若揭吗？

时常听到日本抱怨，关于那场战争已经以首相发言方式向中方道过歉，然而道歉余声在耳，修改教科书、参拜靖国神社、公开为大小战犯涂脂抹粉的表演又汹涌而至。信为万事之本。面对这种言与行的背离，换位思考，发出抱怨的人若作为受害者，会相信加害者的反省是认真的吗？

中国民众坚信“以史为鉴，面向未来”是确保中日两国关系长期友好发展的基石。中日两国一衣带水，相关利益涉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层面。但日本对待历史问题的态度时时干扰着两国间的正常发展。中国人权发展基金会参与中国民间对日诉讼，就是希望促使日本法院尊重历史事实，承担历史责任，做出公正判决。以此排除横在中日政治关系间的障碍。出于这一考量，中国人权发展基金会在支持民间对日索赔诉讼案时坚持“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的原则也就理所当然。

二、充分利用基金会的优势开展支持对日民间诉讼的相关活动

中国人权发展基金会经过十多年经营，广交天下之友，国际国内，建立了广泛联系。国内方面：与全国总工会、全国妇联、中华全国律师协会等数十个社会团体保持着密切联系。国际方面：与联合国人权高专办、德国弗里德里希·艾伯特基金会、澳大利亚人权与机会均等委员会、美国胡佛研究中心、世界抗日战争史实维护联合会、韩国亚洲和平与历史教育连带、日本中国人战争受害赔偿要求事件律师团等很多非政府组织建立了联系。在组织机构方面，基金会拥有一批理事、特邀理事。他们或是颇具经济实力的大集团如首钢、宝钢、武钢、大庆的法人，或是成功的民营企业家、还有社会名流、退休官员。其中不少人是全国人大代表或全国政协委员。基金会充分利用这些资源和优势，开展了支持对日民间索赔诉讼活动。

（一）2000年4月28日中国人权发展基金会在北京召开新闻发布会，声援年近九旬的侵华日军老兵东史郎。他因出版自己的战时日记，披露了1937年12月日军攻陷中国首都南京后，有计划地制造大屠杀的细节，受到右翼分子的诬告。但是日本法院三审均做出了违背史实的判决。为支持东史郎老人幡然悔悟，敢于为南京大屠杀事件作证的行动，基金会邀请东史郎出席新闻发布会。基金会名誉会长、时年86岁的全国人大委员会原副委员长、原副总理、外交部长黄华先生特赶来会场勉励东史郎。正向日本进行索赔诉讼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闻讯深受鼓舞，说，正义在我们一方，我们必胜。

（二）2000年11月28日基金会在北京召开的新闻发布会支持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夏淑琴提起的名誉权诉讼案。涉案的两位日本人东中野修道和松村俊夫等均著书质疑夏淑琴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的身份，进而否定发生过南京大屠杀事件。为此，当年险遭日军刺死的夏淑琴老人气愤之极，决定在中国法院起诉著书者和出版这两本书的日本展转社。这一事件在国内外引起极大关注，基金会支持她的行动，并给予经济援助。

（三）筹资为已故美籍华人女作家张纯如制作铜像。由于种种原因，很久以来，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民众多知道二战时德国纳粹的暴行，却很少知道日本军队犯下的暴行，张纯如用英语写作的《南京——被遗忘的大屠杀》一书，在西方世界引起了极大的震动和思考。在日本则引起右翼分子的恐惧和仇视。为纪念张纯如，基金会制作的两尊铜像一尊安放于张纯如采访过的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另一尊应收藏张纯如手稿、信札的美国胡佛研究中心之请，安放于该中心图书馆。

（四）参与策划拍摄反映战时日军暴行的影视片。如与南京电影制片厂拍摄电视文献纪录片《日军虐杀中国战俘罪行录》，揭露侵华日军违背《日内瓦条约》，虐杀中国战俘的罪恶历史。该片经CCTV播出后，人们的反应是，绝不能让历史的悲剧重演。今年，基金会又参加了电影《南京浩劫》的摄制工作。这部由中、美、英三国共同投资的大制作影片，创意就来自张纯如遗著——《南京——被遗忘的大屠杀》。目前该片还在拍摄阶段，就已经让日本右翼势力感到极大惶恐。

（五）与总工会、妇联、律师协会联手，通过媒体对每一起诉讼案的判决，迅速做出反应。中国的战争幸存者迄今为止，在日本提起的索赔诉讼案总计26起。几乎每起判决下达的当天，基金会都联手全国律师协会、全国总工会、全国妇女联合会等机构发表联合声明，表明支持原告诉讼请求的坚决立场。

（六）携手日本“中国人战争受害赔偿要求事件律师团”共同奋斗。日本这个律师团是一个为人权，为正义协助他国受害者起诉自己政府的律师群体。他们当中有尾山宏、小野寺利孝、高桥融、南典男等一批知名律师。同参加这个会的荒井信一、俵义文、笠原十九司等著名学者一样，他们才堪称是日本的真正爱国者，他们在为他国受害者争取应得权益的同时，追究战争原因，批判皇国史观，脚踏实地地做着消除邻国积怨，为日本与周边国家和谐相处，共同发展的工作。多年来，基金会与这个律师团配合默契，建立了良好的工作关系。这一关系被基金会视为开展民间对日诉讼的重要基石。

（七）设立“专项资金”为索赔诉讼募集经费。基金会早在2000年9月就设立了“正义基金”，收到的第一笔捐款来自参加过侵华战争的一位日本老兵，他以此表示对那场战争的深刻反省。2005年为推动索赔诉讼在更大规模、更大空间、更深层次进行，基金会又设立了“历史·人权·和平”基金。这两个专项基金一直在向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细菌战受害者以及与索赔诉讼相关的团体提供着资助。

中国人权发展基金会参加对日民间索赔诉讼至今已有8年。8年间，在日本提起的26起诉讼案，除一起终审和解，一起胜诉外，其他24起或终审败诉或悬而未决。对这些诉讼案的发展趋势，基金会认为八个字——道路曲折，前景光明。这取决于以下判断：赞成中日两国本着“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的原则处理国家关系的人越来越多;日本法院的判决虽然引用不当法律条款判决原告败诉，但在认定事实方面较前迈出了步子；国际社会对于日军二战期间犯下的反人类、反和平的罪行更加重视……“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基金会在一如既往地支持对日索赔诉讼的同时，也愿意同人们一起寻找其他解决办法。德国通过设立《记忆·责任和未来》基金，2006年彻底解决了纳粹强制劳工的赔偿问题。其基金来源，部分政府拨款，部分企业捐献。日本是否可以仿效这一形式，彻底解决索赔事件呢？人类的智慧无穷尽，对此，中国人权发展基金会充满信心！